天博买球，一个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他“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他是“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2015年11月20日是百年诞辰。斯人已逝，风范永存。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贵品质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但凡瞻仰过故居陈列室的人，一定会记得那封由他亲笔写给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信。
现在耀简（胡的堂弟——笔者注）先回来，耀福（胡的胞兄——笔者注）过四五天后也要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不要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这样会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了。中央曾三番五令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就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钱，交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龚光繁当时在的老家所在地湖南省湘潭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队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地买不到发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便请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求助。
这次进京，因为是办公事，路费可以报销。当时因为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们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可是却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找机会退回这些款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给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这次，虽然帮助买了发电机，但他不同意大队为耀福和耀简解决路费。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也不许隐瞒。你们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东西都叫虚夸……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吧。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直到他当上了也没有立刻搬出去。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大门的油漆早已脱落，也未进行粉刷，以至于有位香港朋友得知此事，特意送来了两桶油漆。1984年搬入的新家也是一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房屋如果有破损，还得趁他出差时才能进行维修。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直到他逝世一直乘坐的是国产“红旗”牌老式轿车。外国朋友赠送给他好几辆轿车，都被他转到了有关部门。直到他去世后，还是那辆“红旗”车载着他的骨灰……
在日常生活中，严禁家人用自己的车去办私事，他甚至不让自己的专车停在家门口。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子女们很少用车，夫人李昭外出办事也常常是搭乘别人的顺路车。
在任党的期间，出访比较频繁，但是无论走到那里，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他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每一次他总是轻装而去，轻装而归。
在访问日本期间，他收到大批礼品，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件。归途中，他召集会议专门作了布置，礼品一律归公。有一次，外国友人送来了两套录像设备，他将一套送给了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另一套留在了办公室。很多幼儿园、学校都收到过他转去的礼品。
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坚持和大家挤在面包车内。
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时，面对当地的盛情接待，能说服节俭的尽量说服，一旦说服不了天博买球，就设法回避。
有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给他一套《辞海》，他当即付了钱。随后一再告诫身边的人，人家送的东西不要往家里拿。
1989年4月20日，就在逝世后的第五天，有位记者来到他家，一走进他的卧室，就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线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装过咖啡的玻璃瓶。
掀开床单看，只见褥子上还打了补丁。揭开枕巾看枕头，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再看看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子、一件有破洞的毛背心，棉裤是由两只棉织裤缝在一起的。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但他也不肯丢弃，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才换下来。
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挂着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遗体上所穿用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衣服已经穿脏了，前天才从人民大会堂洗干净取回来。”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82年，在担任党的后不久便召集家庭会议。他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他是不会出面讲情的。这话对他的儿女们来说不言而喻，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深知这是父亲对他们的一贯要求天博买球。
1974年，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说，让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头上直冒冷汗。直到1976年，的小女儿才由工厂推荐上了大学。
1977年，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征得父亲同意，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劝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儿子在外地靠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为何还要回北京？
对于亲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62年，兼任湘潭地委书记时，回到了阔别30年的家乡。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他年轻时最喜欢吃的东西。可他没有回去。哥哥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难，他拿出10元钱给了哥哥，说道：“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家当农民。
1982年的一天，胡耀福的一个儿子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找个工作的念头，那位领导曾与相熟，便答应了。得知此事后，很生气，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
后来，胡耀福到北京去看他，兄弟相见，又旧事重提，“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德安在农村呆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
他担任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有一次，侄子从家乡来看望，交谈了一阵子后，便严肃地对侄儿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要打着我的旗号搞东西，我不同意。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不仅如此，对家乡人也十分“苛刻”。他曾经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家乡的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他自己也一再向家人说：“我不能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天博买球。”
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川北工作过。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不久，便获悉要编写川北日报报史，于是专门做出批示说：如果讲川北历史请不要突出我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如果只突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并且夸大其作用，就歪曲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事实。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在当选后，他发表讲话说：
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讲话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在全会闭幕时一语道破：“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的合适人选。”
1986年9月，会见了美国《》记者团。当美国记者问他“你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领导素质”时，他谦虚地回答说：“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个集体中，有起核心作用的人，但不存在有法定地位的最高领导者。我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我自己认为尽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我的经验和智慧有限，不可能像同志那样有什么独特的贡献。”
当选为后，露面机会更多了，但是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让舆论过多地宣传自己。
1981年9月，《华北电力报》通讯员给工人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同志和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的稿件。文章记述了13名通讯员去参观，看到有十几位同志正在瀛台东岸打扫卫生，其中就有，他们不由得也主动参加了劳动的队伍。劳动结束后，和他们亲切交谈。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生动，当时《工人日报》准备发表并上报到中央办公厅，得知后说：“现在千万不要报道，等在卫生上真正成为全国表率时，同意作为历史资料。”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陪同到甘肃视察。汽车从兰州出发，一路颠簸，但他每到一地，总是不顾旅途的疲劳，与当地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的情况。
当时，甘肃省的新闻单位要宣传报道他的视察活动，却被他拒绝了。省领导亲自替记者们说情，但他还是不松口。直到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书记又对他说，您来过甘肃好几次，但同志还是第一次来，不报道不好。再说您跑了这么多地方，许多讲话精神群众还不知道，这怎么行。
最后，总算同意了。不过，他一再叮嘱说：“报道的内容要尽量简单些。”
凡是熟悉的人都知道天博买球，他干起工作来几乎是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说他夜以继日地干工作一点都不夸张。他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紧挨着，但他只有在每周六晚上才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全都是住在办公地点勤政殿。在他担任的那些年里，勤政殿的灯火经常是夜夜通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办公室的灯熄灭得最晚。考虑到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大家都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也是的一贯作风。1984年1月，他到贵州安顺去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太好，省委陪同的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主张次日再走，但他坚持要连夜赶往。深夜12点，汽车行驶到一个小县城，实在走不了了，只好就地住下来。当地很穷，工作人员到县委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单人床。就这样，他就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路过一个小镇，街上很热闹，当他看到路边有小摊正在卖贵州米线时，赶忙说：不要再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这里吃吧。说完他便坐在长条凳子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被老百姓认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围过来热烈鼓掌，只见站起身来，给大家鞠了个躬后，回身上车继续赶路。
还有一次去西沙群岛视察，身边的人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同意他去，并劝道：那个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过去的，咱们去了会给人家添麻烦。但却坚持说：“咱们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让人家招待咱们。我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能光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地区，我们有机会也要去这些地方看看，走一走。”在他任的4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山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去考察。
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正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始终是相通的。
的书法潇洒豪放，很有大家风范。但他生前题字并不多，有时即使是题了字，他也不留姓名，出任后更是如此。
北京市顺义共青林场成立时，与首都10万青少年一道栽下了一片林木，并特意为林场题写了不留姓名的场名。后来林场更名，他的题字不幸丢失。1984年，林场又请担任的他题写场名天博买球，于是，他再次欣然挥笔。这一次，他依旧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985年，应邀为新建的“北京青年运动历史群雕”题了字，但他还是不肯留下姓名，并且一再嘱咐身边的同志，不要过多的宣传他题字的情况。
逝世后，为他送行的人群川流不息，人们在无声地祭告：斯人已逝，光彩犹存。正如一副挽联所说的那样：有的人活着，但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却永远活着。
